联合国为何选择这六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？
在纽约东河的岸边，伫立着联合国总部大楼。当游客们在一楼大厅流连忘返时，很少有人注意到三楼走廊尽头无标识的几扇门。推开这些门，便是全球最安静亦是最紧张的工作间之一——同声传译箱。这个传译箱的大小约为一个半的电话亭，里面放置着一张狭小的桌子、两把椅子、一套耳机和麦克风，旁边则是一块隔音玻璃。透过玻璃，可以看到安理会的十五个成员国代表为某一决议争论得不可开交，而在箱子内，译员则在以极快的速度将每一个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。联合国总部内，只有六个这样的箱子，分别对应六种官方语言：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、法文、俄文和西班牙文。其他语言都无法进入这一区域。
一个初来乍到的观察者不禁会思考：为何是这六种语言？德语的使用者不少，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，世界第四大经济体，其外语学习者在欧盟的技术岗位中占有重要地位，然而其语言却无缘联合国的正式会议。同样，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，日语的使用者也颇多，但日本外相在安理会发言时只能用英文。印地语的使用者超过六亿，仅次于西班牙语，然而印度代表在联合国内同样得阅读英文稿。
这一问题并非单纯的语言学问题，而是源于1945年春季旧金山举行的那场会议。会议的全名为“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”。与会者来自51个国家，各国代表团汇聚于旧金山的歌剧院和退伍军人大楼，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，城市依旧在战火中受创。尽管战争尚未正式结束，胜利国们已开始商讨战后安排。
在会议的第二天，语言问题开始浮出水面：会议记录将使用何种文字？同声传译需采用哪几种语言？若是一场学术会议，或许组委会会邀请语言学家们，从母语使用人数、国际影响力、历史重要性和学习难度等方面建立一个数学模型，以确定几种最优语言。但那时的旧金山会议上，坐在台下的全是外交官，他们手中所握的不是字典，而是各自国家的伤亡人数和军费预算。
最终，五种语言脱颖而出：中文、法文、英文、俄文和西班牙文。前四者毫无争议，因其分别属于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苏联和中国——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盟国，后来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发源地。由此，谁在战斗中付出了最多的代价，谁的军队最终屹立不倒，谁的语言就镌刻在了宪章之中。
西班牙文的情况略显特殊，西班牙虽然处于战败之列，内战才结束不久，佛朗哥政权对德、日的态度也暧昧不清，理论上并无资格加入这个俱乐部。然而，西班牙文的使用者基数庞大，十九个拉美国家以其为官方语言，在二战后期大多数对此宣战并象征性地出兵，这使得他们在旧金山会议中获得了不少发言权。拉美国家联合起来的投票能力，为西班牙文搭建了“曲线救国”的契机。
1946年2月1日，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号决议，正式确认了这五种语言为联合国的官方语言。文件上字句简单，不乏编号，但其背后，是五国代表沾着战火的指印所印下的历史印记。至于阿拉伯文，它在这个体系中随后才获得了一席之地，经过近三十年的等待。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，阿拉伯产油国家通过联合提案，要求将阿拉伯文视作联合国官方语言及工作语言，并愿意为之承担初期的翻译及费用。
这一决定所需的经费相当庞大，1970年代的翻译体系尚未达到后来的规模，要维持一整套阿拉伯语翻译、同传与审校团队的运转，足以令许多发展中国家望而兴叹。然而，阿拉伯国家纷纷咬牙切齿承担费用，因为他们明白，一旦语言进入这个体系，就相当于除了石油外又多了一种权力。
这六种语言背后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，反映出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。德语在这一过程中显得尤为不公。在经济层面上，德国是联合国第三大会费的主要缴纳国，每年为联合国预算贡献超过两亿美元，但其语言连工作语言的资格都未能获得。尽管1974年，联合国大会通过了3355号决议，允许用德语印发大会决议及正式记录，但这仅限于文件翻译，而不是官方语言。
这种差异主要在于三个因素：首先是历史的负担。德国作为战败国，属于轴心阵营，它不可能在战后秩序的建立上争取任何权利。其次，德语国家之间缺乏团结，西德、东德和奥地利在冷战期间各自处于不同阵营，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声援力量。最后，更致命的是经济因素。
